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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线配资网站表示苏联已成功将赫鲁晓夫罢免

王洪文，生于1935年，籍贯吉林省长春市。在被捕之前，他曾担任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常委，以及中央委员会的副主席等要职。

毛泽东是如何发现并提拔那位工厂安保人员，使其迅速获得晋升的呢？

毛泽东对接班人思考已久。

在应对“和平演变”这一课题上，毛泽东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中郑重告诫全党，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进行批判之后，防范修正主义成为了毛泽东关注的中心议题。彼时，毛泽东曾表示，一方面感到欣喜，另一方面则深感忧虑。欣喜之处在于教条主义的束缚得以揭开，忧虑之处则不仅担忧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思想的混乱，也忧虑自己身后可能遭受的否定。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两党关系破裂，进而导致两国关系恶化，这极大地加剧了毛泽东的危机感和紧迫感。胡乔木曾评价，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对毛泽东主席产生了深刻的刺激。革命胜利与否的问题尚未尘埃落定，因此，阶级斗争必须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地反复强调。

进入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于如何吸取斯大林的教训并在生前辨识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问题已深思熟虑。他深信“文化大革命”正是其多年思考的结晶。1959年11月，在杭州的一次小规模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分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关于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三篇讲话。杜勒斯鼓动“苏联世界”内部产生变革。毛泽东认为，杜勒斯的“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具有一定土壤。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谈及国家可能出现的修正主义倾向，强调这是一个值得高度警惕的问题，并希望同志们深思。毛泽东指出，党内并非完全纯洁，这一点必须正视，否则我们难免会遭受损失。同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多次发表讲话，明确表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企图复辟，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1963年5月9日，在审阅《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中，毛泽东强调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抵御修正主义的坚实保障。若放松阶级斗争，无需太久，短则数年、十余年，长则数十年，全国范围内的反革命复辟不可避免，马克思主义的党必将沦为修正主义，甚至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的颜色也将随之改变。在杭州的小型会议上，毛泽东重申，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城市开展“五反”，在农村进行“四清”，目的就是铲除修正主义的根基。

1964年6月，毛泽东在首都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关于培育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议题。他指出，帝国主义曾预言，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可能缺乏希望，但第三代、第四代则可能有所作为。这种说法是否成立，我们不愿接受，但也不能完全排除。7月14日，《人民日报》与《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的评论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收录了毛泽东的言论，强调为了确保党和国家始终保持本色，我们不仅要坚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更要大量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帝国主义预言家们寄希望于我党第三代或第四代实现“和平演变”。我们必须让这种预言成为泡影。毛泽东提出了选拔接班人的五项标准，并强调应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对干部进行考察与筛选，选拔和培育合适的接班人。

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颇具意味的事件。正值1964年，十月革命纪念日47周年之际，中国派遣以周恩来为首的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庆贺。虽非五周年或十周年等重要节点，我国却派出如此规格之高代表团，其初衷显然在于寻求与苏联改善关系。在正式会谈展开之前，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于苏联政府举办的招待会上对贺龙直言，表示苏联已成功将赫鲁晓夫罢免，中国亦应效仿此举，将毛泽东逐出权力核心，方能实现双方和解。贺龙对此予以坚决反驳，并立即将情况上报周恩来。周恩来随即向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质问，指出此非“酒后之言”，而是“酒后吐露真情”。随后在两党代表团进行的会谈中，周恩来再次向苏方提出强烈抗议，勃列日涅夫最终不得不表达歉意。

恰逢“病从何来”，毛泽东已有所预见，认为赫鲁晓夫这类人物可能正潜藏于我们中间。这一偶然事件无疑加剧了毛泽东的忧虑，事情并非绝无可能。在1964年1月14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向地方省区的负责人表示，去年十月我曾在北京提到，若北京走向修正主义，地方应如何应对？我总感觉会有问题发生。同年8月，他又提及，领导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许多事情都因此而改变，一旦领导人更迭，国家的面貌也将随之改变。在1965年1月10日的谈话中，毛泽东对大区第一书记及军区司令员说，若中央出现修正主义，你们就有权反抗。各省拥有小三线，便是反抗的资本。到了1966年6月，在与外宾的交谈中，毛泽东表示，我们均已步入古稀之年，终将受到马克思的召唤。至于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尚未可知。但我们仍需做好准备，时间尚存。

自九大起，王洪文崛起。

首位是刘少奇，继之而来的是林彪，其名字更被明文写入九大党章之中。然而，林彪的叛逃给毛泽东带来了极大的打击。随着岁月的流逝，毛泽东提出接班人应具备年轻、学识渊博、立场坚定、政治经验丰富且信念坚定的特质。经过深思熟虑，他在1973年党的十大上最终确定，王洪文将成为他的第三位接班人。

文革初期，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

王洪文在上海享有盛名，然而即便在北京的毛泽东，也无缘与他相识。然而，命运的安排给了王洪文一个契机。1967年7月，“七二0”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安排下，毛泽东从武汉抵达上海，下榻于西郊顾家花园的414号招待所。那时，上海正遭遇“八四”事件。王洪文动员了三十余万工人，手持武器，出动各类车辆，击溃了反对市革委会和“工总司”的造反团体。毛泽东在深夜乘坐装甲车巡视外滩时，目睹了市革委会门前一群工人手持长矛、头戴安全帽守卫的景象，感叹上海的局势与武汉截然不同，工人造反派能够掌控全局，心情大悦。他对张春桥提出，需重建上海民兵，并指示武装十万工人。张春桥询问是否发放枪支，毛泽东却表示每人只需一条棍子。鉴于毛泽东对工人造反派的青睐，张春桥便让电视台增加相关节目，恰好毛泽东观看了王洪文在批斗会上的总结发言。张春桥深知毛泽东对上海工人阶级的依赖，于是将王洪文及“工总司”视为自己的筹码，并向毛泽东引荐。在了解了王洪文的“红色背景”后，毛泽东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68年国庆佳节，党中央及国务院盛情邀请全国工人阶级和工宣队的代表们齐聚北京，共同见证这一庄严时刻。上海代表团的领队王洪文有幸入住中南海。夜幕低垂，周恩来总理亲自前来探望。令王洪文颇感意外的是，在众多代表之中，毛泽东主席竟单独接见了自己。当检阅游行队伍之际，张春桥同志引领王洪文步入天安门城楼的贵宾室，只见毛泽东主席端坐于中央的沙发上，张春桥随即主动退至一旁。王洪文向毛泽东主席敬献了崇高的军礼，毛泽东主席随即将他介绍给了身边的林彪同志。

毛泽东照例首先询问王洪文的籍贯。王洪文答道，他来自吉林省长春市郊，1935年出生。毛泽东心算了一下，指出那正是日本侵略时期的“满洲国”，当时长春曾更名为“新京”，并成为伪“满洲国”的都城。接着，毛泽东询问了王洪文的家庭情况，得知他家是贫农，父亲早逝，他未能完成小学教育，便开始了放牛、养猪和务农的工作。16岁时，他报名参军，并随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属于二十七军，军长是尤太忠，别名尤大麻子。他曾担任军部警卫员和通信员，服役六年半，期间入党，1956年退伍后成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全工人。1964年被调至保卫科任干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跟随毛主席反对上海市委。毛泽东打断了他的叙述，询问他现在是在工厂还是“工总司”。王洪文表示，他在上海市革委会工作，同时也兼管“工总司”的事务，每周还需到工厂劳动。毛泽东对此表示满意，强调永远不要离开劳动和群众。这次交谈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多次提及王洪文拥有丰富多样的经历，包括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并且后来又成为干部，这样的经历相当全面。

很多人都以为王洪文是在十大才发迹，其实在党的九大上，王洪文就“出人头地”了。国庆观礼结束后，代表团回到上海，王洪文却被留在了北京，指定列席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扩大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当众表扬了他。在10月13日的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说，我觉得上海比北京强，120万工人掌握了局势。10月31日闭幕式上，毛泽东在全体会上说，“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位人物，他就是王洪文，请他站起来。”王洪文便站起身来。毛泽东接着说：“他是上海‘工总司’的负责人，也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前年的‘安亭事件’就是他一手策划的。”他还提到：“这次会议虽有多位年轻同志参与，实属难得，但人数还是偏少。”返回上海后，王洪文向徐景贤等人详细讲述了毛泽东接见他的经过，并将与毛泽东的合影送往上海展览馆展出。

察觉到毛泽东对王洪文的高度关注，张春桥迅速对上海市革委会的座位安排进行了调整，将王洪文晋升为“王老三”，位列张、姚二人之后。随后，在筹备党的九大期间，王洪文被任命为上海筹备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并作为上海代表团的领导出席了党的九大。他被指定为华东大组的组长之一，且多次参与了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小型会议。1969年10月31日下午，在各大区组长会议上，毛泽东三次提及王洪文，并与他进行了对话。4月14日，王洪文作为全国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发表演讲。尽管大庆“铁人”王进喜也是九大主席团的成员，但在中央文革小组看来，他已经“过时”。张、姚主张挑选“路线觉悟”更高的造反派代表工人发言。鉴于王洪文在上海夺权斗争中的显著贡献，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上海工人阶级的代言人。4月13日下午，毛泽东最终确定了发言人的名单。由于发言时间迫在眉睫，王洪文焦急万分。他深知这是在毛泽东面前展示自己的绝佳机会。王洪文急忙让徐景贤为他撰写发言稿，并请求张、姚协助审阅修改。他还向徐景贤借了15元钱，前往大会小卖部购买了一条黑色确良长裤，搭配新上衣，力求将自己打扮得更贴近工人形象。

4月14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相继发言之后，毛泽东同志宣布，由王洪文同志发表讲话。王洪文同志走上讲台，代表全体工人阶级，对毛泽东同志在九大上的重要讲话表示热烈的拥护，同时也对林彪同志的政治报告以及新党章表示支持。翌日，大会公报中，王洪文同志的名字首次与毛泽东、林彪等中央领导人并列，其发言照片亦占据了报纸的显眼位置。

随着众多老干部遭受打压，在九大中，27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仅有53位曾是八大的委员。4月23日的下午，毛泽东在接见部分代表时指出，我们的中央委员会主要由工农兵组成，理应成为工农兵代表的苏维埃。今后在选拔干部时，我们应在工厂和农村中挑选出积极分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王洪文得以入选九大的中央委员会。鉴于张春桥和姚文元进入中央政治局，他们指定由王洪文与徐景贤共同负责上海的工作。

在庐山会议期间，王洪文坚定地站在了毛泽东主席的一边，就国家主席的设立与否问题，他毫不犹豫地与主席保持一致。得益于他与徐景贤及时向江青、张春桥传达华北组六号简报，王洪文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江青在庐山别墅亲自接见了王洪文，并意味深长地说：“知道吧，（毛泽东）对你的期望非常高。”王洪文并非愚钝之辈，他立刻领会了其中的言外之意，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庐山。这位素来不喜读书的王洪文，此时却怀揣着雄心壮志，表示要潜心研读几本马列经典。他每天上午都会前往徐景贤家中，研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著作。随后，他还组织市委常委共同学习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学习，徐景贤建议他向毛泽东主席提交一份书面报告，以汇报学习马列著作的心得体会，并明确表示要坚决揭露陈伯达等政治骗子，与林彪的“天才论”划清界限。这份报告被冠以“红头文件”之名，并经毛泽东主席批示后，印发至全国省军级干部。

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后，王洪文得以进一步赢得毛泽东的信赖。受其指派，王洪文赴北京接受任务，具体负责上海地区林彪专案的相关工作。在此过程中，他派遣专人将关键材料直接呈送周恩来，再由其转交毛泽东审阅。

此刻，毛泽东已选定要从基层选拔一位继任者，王洪文无疑是首选。尽管毛泽东与他仅有过几次见面，这位青年是否能够担此重任？毛泽东决定先将王洪文调入自己身边进行考察。

王洪文未料成中共中央副主席。

“老王要进入中央政治局了。”王洪文连忙制止，轻声提醒：“嘘，切勿妄言。”马天水点头表示赞同，并说：“林彪集团覆灭后，中央的人数日益减少，洪文同志此去，恐怕是难以再回来了……”9月7日上午，王洪文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从此踏上了一条青云直上的道路。然而，包括王洪文本人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有料到，他最终会超越张春桥、姚文元，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周恩来将王洪文安置于钓鱼台九号楼，与张、姚同住。王洪文虽对中央此举的深意感到困惑，但无疑的是，他被委以重任。毛泽东屡次与王洪文促膝长谈，详尽询问其过往经历，提出诸多问题，并倾听他的见解。毛泽东亦对他给予指导与扶持，并特地叮嘱周恩来要“传帮带”。在中央政治局的小型会议、处理七机部问题的会议、解决河南两派矛盾的会议，乃至涉及绝密议题的讨论中，周恩来所主持的会议无不邀请王洪文出席，并鼓励他畅所欲言。

王洪文在勤学不辍的同时，亦投身于中央工作的洪流之中。中央办公厅慷慨赠送了他一套完整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的著作。起初，他行事谨慎，刻苦钻研。更将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中坚力量肖木调至身边，担任其学习导师，为他量身定制了学习方案，规定每日阅读两小时。即便工作繁忙，他也始终坚持不懈。见毛泽东学习英语的情景，王洪文亦从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聘请了一位姓黄的教员，专门教授他英语。

1972年11月，张春桥莅临上海，向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透露，洪文在北京的公务繁忙，甚至超过了我和文元。我们仅参与政治局的活动及中央会议，而洪文却需出席总理主持的每一场会议，无论国务院、中央军委，乃至国家计委的会议，均需他亲自出席。此外，他接手的文件也远超我们，总理的指示要求各相关部门向他报送文件，以至于他连阅读都显得力不从心……看来，洪文短期内难以返回。张春桥宣布，经与姚文元、王洪文商议，上海日常工作将由马天水负责主持。

事实上，王洪文对于这种生活并无太多的喜爱。日复一日地学习与开会，对于向来难以静坐的他而言，无异于一场煎熬。加之妻子与孩子都不在北京，王洪文在电话中对马天水倾诉，直言寂寞难耐。然而，他深知，此刻正是关键时期，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要经受毛泽东的严格审视。毛泽东亦不时派遣王洪文前往新疆、浙江等矛盾较为激烈的地区，王洪文乐于外出，作为中央特派员，地方上对他的接待总是热情周到。而且，在处理两派冲突和武斗方面，他更是驾轻就熟。在上海期间，他常亲临现场，处理并调解两派之间的矛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召集两派人士开会，向他们传达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关心与期望，并督促双方进行自我批评。凭借“一碗水端平”的原则，他所经手的地区，局势均有明显好转。

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好感日益加深。此时，毛泽东已开始琢磨将王洪文提升至张春桥之上。他直言不讳地对张春桥表示，王洪文曾身为工人、士兵，亦曾为农民，其条件较你我更为突出。我们理应深入了解工农兵，并开展调查研究。他自己亲身经历过做工和从军，已然具备了这些条件。当然，毛泽东对张春桥也颇为器重，然而张春桥作为文人，积怨颇多，难以获得中央委员会多数成员的支持。

1973年五月，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就十大的筹备工作展开了深入讨论。在会上，周恩来同志宣布，应毛主席的提议，经政治局研究决定，王洪文同志将被调至中央工作，并获准列席政治局会议。此外，亦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会议决议由王洪文同志担任党章修改小组的负责人，负责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并提交新的党章草案。

8月20日，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召开会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传达重要意见，强调需关注并提拔新生力量。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王洪文被任命为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而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则担任副主任。周恩来宣布完任命后，随即从主持人位置退下，将主持权移交给了王洪文。

毛泽东决定王洪文进入领导班子，却遭遇了高层的强烈反对。在党的十大召开前夕，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议题是讨论党中央副主席的预选名单。周恩来转达了毛泽东的建议，提议王洪文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其名字位列周恩来之后，康生、叶剑英之前。周恩来再次强调了毛泽东对王洪文的评价，认为他作为工农兵干部，能力全面，曾主持上海市革委会工作，调入中央后表现亦佳，因此应当提拔此类年轻干部。然而，周恩来话音刚落，政治局委员们均无回应，张、姚等人不便率先表态，坐在一旁的王洪文显得异常尴尬。毕竟，王洪文与刘少奇、林彪不同，资历尚浅。片刻之后，许世友忍不住小声提出王洪文年纪尚轻。最终，叶剑英发声，强调提拔年轻干部是主席的一贯方针，早在60年代，主席就多次提及诸葛亮27岁便显英姿，孙策17岁即成小霸王，周瑜30岁便担任大都督……而我们这些人担任军长师长时，有的甚至还未满20岁。如今王洪文同志已经38岁，我支持主席的提名，赞同王洪文同志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并排在总理之后。一番话扭转了局势，王洪文勉强跻身党内第三高位。事后，王洪文对徐景贤表示，当时他惊出了一身冷汗。

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的主席台上，王洪文与毛泽东、周恩来一同出席。

1973年8月24日，十大隆重开幕，毛泽东亲自主持，周恩来同志发表了政治报告，王洪文同志则就修改党章事宜进行了阐述。随着开幕式的圆满落幕，毛泽东同志宣布会议结束。然而，到了8月28日的闭幕式，毛泽东同志因健康原因未能出席。面对毛主席的缺席，代表们心中充满了疑惑与猜想。周恩来同志随即宣布，今日大会，毛主席因事请假，特委托王洪文同志代为投票。

周恩来宣布投票开始，王洪文穿上新军装，第一个从座位上站起来，大步走到毛泽东的座位前，拿起毛泽东的选票。九大时，毛泽东提议，谁赞成选票上的名单就不必画圈，反对某人时在姓名前打个叉。王洪文投下毛泽东的选票时，全场热烈鼓掌。这样，王洪文名正言顺地坐到了党中央副主席的位置上。

王洪文被毛泽东批评。

十日前，王洪文莅临上海进行调研，向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提及，毛主席嘱其研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然而，王洪文对古文颇有隔阂，遂请朱永嘉为其解读。朱永嘉身为复旦大学教师，对古代史，尤其是明史，颇有研究，在批判《海瑞罢官》之前，已被调至市委写作组。朱永嘉阅读完毕后，与徐景贤商讨讲解策略。徐景贤建议，讲解时应以意会为主，不宜言传，仅翻译古文，并以白话文详尽阐述，其余则无需多言。王洪文政治敏感度极高，亦颇具心计，听后面不改色，仅随意询问了写作组的工作情况，并未多言。

毛泽东特意让王洪文阅读《刘盆子传》，其中蕴藏着深意。追溯至西汉末年，那位出身放牛娃的刘盆子，身为汉高祖刘邦的后裔，竟在15岁那年通过摸彩游戏意外登上皇位。登基后，他依旧与昔日一同放牛的伙伴们嬉戏。王洪文的境遇与刘盆子颇为相似，毛泽东显然借此机会提醒王洪文，以刘盆子的资历、能力和社会地位，本无资格成为一国之君，其登基不过是依赖刘氏宗室的侥幸之举。他应时刻保持清醒的自我认知，若不勤奋学习，终将步刘盆子后尘，落得个狼狈逃窜的下场。

王洪文晋升为接班人后，待遇立刻得到了显著提升。钓鱼台16号楼，原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场所，经过全面整修后，特此拨归王洪文独享。在八大处，为他新建了一座豪华别墅。此外，还成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工作与服务团队，先后配备了四名秘书，并配备了专门的保健医生与护士。八三四一部队派遣了警卫人员负责一级保卫工作，即便外出，中央警卫局亦会派遣一名科长随行。王洪文在上海陪同某国元首打羽毛球时，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北京特地设立了一个羽毛球馆。每当王洪文羽毛球瘾发作，连续挥拍数小时，依旧精神焕发。

王洪文素来以“酒桶”著称，只要是美酒，便难以抗拒，虽酒量不甚宏阔，却嗜酒成性。条件稍许宽裕后，他更是将饮酒的习惯推至极致，每日餐桌上酒水不可或缺。酒足饭饱之余，他便投身于各式娱乐活动：或扑克、或麻将、或打球、或狩猎、或垂钓、或观影，常常是忙碌不停，连轴转个不停。垂钓之处，从中南海至养蜂夹道，甚至远至叶剑英的住所；狩猎之地，则至军用机场，手持上海方面赠送的先进猎枪，利用吉普车的前灯照明，秋季打野鸡，冬季猎取野兔。昔日军旅生涯锻炼出的射击技巧，在王洪文身上显现无遗，枪法精准，弹无虚发，连续射击数小时亦不厌其烦。

从1973年9月12日，一直到1974年5月底，毛泽东16次会见重要外宾，都由周恩来和王洪文陪同。王洪文和江青等人结成“四人帮”后，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当面批评他们，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10月，“四人帮”决定派王洪文飞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状。毛泽东严厉批评了王洪文，再次说，你们不要搞上海帮。自此以后，毛泽东明显冷淡了王洪文。周恩来病重后，毛泽东逐步把权力转移到邓小平身上。1975年1月8日，在十届二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增选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在讨论国务院人选时，确定邓小平仅次于周恩来，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虽说由王洪文主持工作，但只是抓中央读书班，实权全在邓小平手里。1975年8月，王洪文被毛泽东派到上海“蹲点”。他在上海“窝”了几个月，国庆节也“懒”得回北京。

王洪文在“四人帮”中是傀儡。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捕，举国上下沉浸在无以言表的喜悦之中。

1980年12月19日，公诉人敬毓嵩代表检方对被告人王洪文所涉罪行发表指控。经审查，认定王洪文系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核心成员，长期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紧密勾结，狼狈为奸，密谋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犯下了极其严重的罪行。在这长达十年的犯罪生涯中，王洪文对我国国家和民族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巨大灾难，其罪责不可推卸。公诉人敬毓嵩强调，最后，我想就法律适用问题发表几点意见。被告人的行为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2条、93条、98条、137条及138条，涉嫌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策动武装叛乱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诬告陷害罪及打砸抢罪。王洪文的罪行严重，民怨沸腾。同时，被告人在预审及庭审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认罪悔改态度，并表示愿意承担罪责，这一点亦不容忽视。请法庭根据被告人的罪行及认罪态度，依法作出公正裁决，给予相应惩处。

尽管在“四人帮”中，王洪文的职位看似最为显赫，实则他必须无条件地遵从江青和张春桥的指挥。正是张春桥一手提拔他成为造反派的首领，并助他登上上海市领导之位，而他进入中央领导层也离不开张春桥的支持。王洪文自当铭记历史，心怀感激，从而表现得格外恭顺。然而，这也使得他因“福”而招致“祸”，其主要的罪状包括1966年12月和1967年8月参与策划武斗，以及1976年与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一同在全国范围内引发新的动乱。张春桥以上海为据点，煽动武装叛乱，王洪文亦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在庭审过程中，王洪文并未聘请律师为其进行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