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回忆：“文强和我是军统局的多年老同事，也就是被人称为‘军统特务’的，沈蕴存却不肯接受‘特务’这一不光荣的称号。按照一般情况说，国防部第二厅也和过去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二厅一样是搞谍报的，也就是搞军事情报的，一向是军统所掌握的公开特务机关。他这个副厅长却对这顶帽子不感兴趣，有时甚至是坚决否认他是个特务。”
文强在军统担任过很重要的职务，也是军统局少数几个中将之一，他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军统特务，因为他被俘时是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代参谋长，而沈蕴存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就有些说不过去了——他被俘时是“国防部”第二厅少将副厅长，而第二厅就是情报厅，跟“国防部保密局（原军统局）”、“党通局（原中统）”并称蒋系三大特务机构，潜伏特务也基本都出自这三个特务机构。
在全部七批特赦人员名单上，我们发现前六批特务出身的只有沈醉、董益三（军统局电讯处副处长、第十五绥靖区第二处处长）、郭旭（保密局经理处处长）、康泽（与戴笠、徐恩曾齐名的特务头子，还差点成为老蒋的接班人）、李俊才（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保密局天津站最后一任站长）、潘澄清（贵州站站长）、熊武琪（ 策反专员）等寥寥数人。
其他如周养浩、陈旭东等军统（保密局）特务，沈蕴存、 邱沈钧等二厅特务，张文、 王从先等中统（党通局、内调局）特务，都是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
我们在电视剧《特赦1959》中看到，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特务们是最不受“同学”待见的：黄维看见周养浩就气不打一处来，宋希濂训周养浩不留半分情面，康泽更是因为被人称作“特务”而砸板砖。
笔者有脸盲症，所以分辨不出那个称康泽为大特务的“战犯同学”是谁，只认出了在一旁翻白眼的是徐远举，领头的是黄埔一期毕业的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宋希濂，徐远举在宋希濂面前，似乎也只有翻白眼的资格而不敢动手——徐远举被抓前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兼保密局西南特务区长，当年宋希濂要杀他，似乎只要给老蒋打一个报告就行。
我们在电视剧《特赦1959》中看到，宋希濂怒斥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兼督查主任周养浩，周养浩也只能讪讪地听着：“难怪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你们的军事情报系统，没有发挥过丁点的作用，情报的收集、分析、判断，比狗屎还臭！你还是个高级情报官员呢，就你这样的，毫无客观眼光，毫无判断能力，我当时怎么就相信了你们？”
宋希濂论资历是黄埔一期，徐远举只是黄埔七期，而且还是武汉分校的；论军衔，徐远举只是少将，而宋希濂则是在抗战中立有大功的中将。
宋希濂跟同期的陈大哥关系密切，宋、徐、周、沈等人在白公馆关押期间，陈赓大将请宋希濂钟彬等人吃饭，一个特务都没叫。沈醉也只有羡慕的份儿：“陈赓大将去重庆，特意来到管理所看望他在黄埔一期的同学宋希濂、钟彬、刘进、曾扩情，还专门请他们去吃饭，邀请了西南公安部部长作陪。餐桌上，陈赓大将谈笑风生，气氛十分融洽。”
特务的口碑，即使是在蒋家王朝中也不太好，尤其是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在特赦之后还对特务们余恨未消。
政协“落实统战政策办公室”干事王景春和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秘书汪东林在回忆文章中都记载了黄维痛骂特务的话：“国民党内坏人很多，共产党恨他们，我也恨他们，骂他们。比如像戴笠、毛人凤等，这些家伙总是在背地里整人、杀人。有本事战场上见，明刀真枪地干，背后打黑枪、杀人算不得英雄。我个人在国民党时代也算是军界的上层人物了，但我从来反对蒋介石重用军统搞种种特务手段，可因为蒋介石喜欢他们，谁也反对不了。在戴笠红得发紫时，我就远离他们，也不让我下边的人同军统的人打交道！”
黄维余恨未消地告诉汪东林：“我要是共产党，抓住他们就砍脑袋！这帮家伙手段卑劣恶毒，不但残杀共产党，还杀害其他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人！我们这些军人也曾反共，但我们是在公开战场上，明对明、枪对枪，犯的是战争罪！我一直认为，我们军人在战场上，与军统那一套手段是有区别的！”
黄维在《特赦1959》中烧锅炉的时候跟康泽在角落里下棋，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康泽被俘时已经是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而且两人一样顽固，应该有很多共同语言，搞笑的是康泽扔板砖没有砸到人，居然还很“委屈”地去找战犯管理所所长和副所长胡大树诉苦。
康泽激动得睁大眼睛站起来：“有一件事我必须要申诉，我之前也解释过、强调过，我今天要再一次解释、再一次强调，我不是大特务！你们说我是大特务，是不准确的！功德林里好多人都说我是大特务……我被俘的时候是军事干部，我有军衔，是陆军中将！”
熟悉国民党特务史的读者肯定会为康泽这番话发笑：谁说军事干部就不能是特务？谁说中奖就不能是特务？
军统局一开始叫“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后来叫“国防部保密局”，该局正式在编特务都有军籍、军衔，而且还有很多特务在正规军中有“兼职”，比如我们熟悉的那个吴敬中，其历史原型吴景中在担任保密局天津站倒数第二任站长的时候，还兼任天津警备司令部情报处处长呢。
康泽的“别动总队”曾经与戴笠的军统、徐恩曾的中统干相似的脏活，他说自己不是大特务，王英光和胡大树笑得意味深长，望着康泽灰溜溜的背影，胡大树提了一个问题：“战犯的身份才是最重要的，特务不特务的，他怎么那么在意呀？”
王英光笑了：“这就是他的精明之处，他有自己的盘算，特务是我们人民最痛恨的人，如果把他的身份定义成特务，那么也许有一天他就会受到惩罚，难以被宽恕，难以走出功德林。”
王英光一语道破真相：康泽之所以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他特务，并不是他觉得替老蒋当鹰犬爪牙不光彩，而是怕受到惩罚，而且还想早一点特赦出去，说来说去，还是贪生怕死。
其实不只是康泽，董益三、文强等人，在被俘后也不太愿意承认自己是特务，在回忆录中还特别注明了自己“走脱军统”的时间，那意思是自己早已不当特务了。
就连沈醉，也是说自己当总务处长说得详细，提到自己被抓前，已经被任命为“云南游击总司令部中将司令”，也是在与特务生涯进行切割，他在功德林，也是与杜聿明、王耀武等正规军将领走得比较近，跟徐远举周养浩却若即若离。
当特务的时候心狠手辣嚣张跋扈，被抓后又想否认特务身份，像徐远举周养浩那样无法“洗清特务身份”的，则被吓得魂飞魄散，这一点沈醉在回忆录中写得很是传神：“当我们第一次听到数以千计的群众在囚禁我们的白公馆附近烈士陵墓祭扫时，爆发出的雷鸣般的口号声，吓得我们这三个血债满身的元凶首恶，都面色惨白，缩成一团，靠在地铺的墙上。徐远举不时用袖子轻轻揩擦由于惊恐而不知不觉从他那鹰嘴尖鼻内流出的清水。”
连沈醉都承认自己满身血债，但他却和董益三在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特赦，康泽也在1963年4月9日第四批特赦，他们“喜出望外”的同时，读者诸君可能也有话要说：在您看来，沈醉在云南起义通电上签字，是真心还是假意？以康泽、徐远举、周养浩的罪行，要是进行军事审判，可能能会被判处怎样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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