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潮学集成》发布会暨第二届潮学奖颁奖仪式在暨南大学校友楼四楼会议厅隆重举行。活动以潮学研究成果展示与学术交流为核心，会聚海内外潮学研究领域专家学者、相关单位代表，旨在系统梳理潮学研究脉络，表彰优秀学术成果，推动潮州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地域文化研究与文明传承注入新活力。本次活动由暨南大学、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商务印书馆主办，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承办。
在大会致辞环节，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平原认为《潮学集成》不仅将影响此后三五十年潮学研究的学风以及方向，而且对其他“地方性学问”的建立与拓展产生良好的启迪与督导作用。他表示暨大潮州文化研究院成立四年间已实现三大目标：让潮学在全国学界有能见度、让暨大的潮学研究在广东以及潮汕地区被认可、让潮学对青年学者有吸引力。同时，他强调两届潮学奖的评审原则“不考虑作者籍贯，或是否讲潮汕话”“不以单位论英雄”，既吸纳大量外地学者，也认可多位“独立学者”的研究成果，这正是“潮学”走向全国的重要原因。以下为致辞全文：
11月16日，在商务印书馆礼堂举办的“《潮学集成》新书发布会暨出版座谈会”上，我发表了《地方性学问的文化内涵与精神向度——关于〈潮学集成〉的编纂思路与工作策略》，其中有这么一句：
我之谈论“地方性学问”（即对某特定区域的学术研究），与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之强调情境依赖性、对抗普遍主义、质疑西方中心主义的“地方性知识”，二者背后的关怀与立场颇多相通之处。
这里借助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的建立，以及《潮学集成》十卷本的编辑与出版，讨论诸如“潮学”这样读者面不广、关注度有限的“地方性学问”，到底该做什么，以及还能走多远。
四年前，暨大潮州文化研究院成立，我忝列首任院长。当初的设想是，四年任期内，希望达成以下三个小目标：第一，让潮学在全国学界有能见度；第二，让暨大的潮学研究在广东以及潮汕地区被认可；第三，让潮学对青年学者有吸引力，因而具备可持续发展。现在看来，这三个小目标，基本都已实现。
面对这皇皇十大卷的《潮学集成》，我终于可以松口气，且愿意把话说开、说满、说绝——这套大书不仅将影响此后三五十年潮学研究的学风以及方向，而且对其他“地方性学问”的建立与拓展，也会起很好的启迪与督导作用。
这个场合，本该谈谈暨大潮州文化研究院为何要花大力气编这套书，以及背后蕴涵着的学术理路与操作方式。因《“潮学集成”总序》已经发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反而希望提及两篇十年前的旧作，袒露我为何极力推进此项工作。
在《在“文学史著”与“出版工程”之间——〈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导读》中，我讨论了1935—1936年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刊行的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学术思路、出版策略以及长远影响，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此乃《潮学集成》追摹的目标。
而同年撰写的《依旧“关注‘现代中国’”》，则介绍我2002—2008年间为湖北教育出版社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存”，如何兼及“史家眼光”与“选本文化”，将巨大的信息量、准确的历史描述以及特立独行的学术判断，三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即便多年后的今天，“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存”这套丛书的立意、宗旨与编辑思路仍然站得住脚；更值得骄傲的是，这套丛书的编者阵容十分强大，各书主编均为该领域的领军人物。可是，当初原本计划一百卷，最终只刊行了15种。此乃民间学术的宿命——很有创意，富于激情，不拘格套，但因人力物力所限以及时事的变化，多成了“半截子工程”。
这才能理解为何我谈论《潮学集成》的成功，在致意各卷主编及选文作者的同时，要特别感谢暨大潮州文化研究院、暨大潮州文化研究基金以及商务印书馆。正是这三者的通力合作，使得作为一种地方性学问的“潮学”，有可能在短短三年间萃取精华，集结成军，然后堂堂正正地走向全国乃至国际舞台。
初刊11月14日《南方日报》的《四年深耕结硕果 潮学薪传谱新篇——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传承创新之路》，提及研究院的主要贡献，其中包括“汇聚贤才，壮大潮学研究生力军”。而其主要标志是评选并颁发两届“潮学终身成就奖”和“潮学优秀成果奖”，不仅提升了潮学研究的社会关注度，且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学者投身潮学研究的热情。
下面就想谈谈我参加两届潮学奖评审的体会。
第一，获奖作品的水平实在不容小觑。在我看来，吴国钦、林淳钧的《潮剧史》，以及黄挺的《潮汕史》，比起获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的众多名作，一点都不逊色。其他获奖著作，也可比肩各省市自治区的人文社科著作奖。
第二，获潮学奖者，若第一届的杨方笙，第二届的陈民镇、黄晓坚、肖玉华等，他们都不是“家己人”，不大会讲潮汕话，但同样可以在“潮学研究”方面取得骄人的业绩。评审时不考虑作者籍贯，或是否讲潮汕话，这是“潮学”走向全国的关键性一步。
第三，广东学者乃“潮学”的主力军，这点理所当然。但获奖对象并不限于广东高校，比如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志贤、北京语言大学陈民镇、北京大学张静芬等。我相信，随着“潮学”的逐步展开，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地高校师生。那个时候，“潮学奖”才可能真正走出广东。
第四，梳理这两届潮学奖的评审，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获奖者中，好几位并非学院中人。不管是教育部奖，还是各省市自治区的人文社科著作奖，获奖者基本上都是大学（含党校）教师，或社科院研究人员，极少“独立学者”（或曰“民间学者”）。我曾多次论证，从事人文学的，不一定念博士，也不一定当教授，完全可以自学成才，也完全可以业余写作。若干潮学奖获得者的“单位”表述很微妙：曾楚楠，“潮州市政协文史委”；李宏新，“汕头市华侨历史学会”；张新民，“汕头市潮菜研究会”；李炳炎，“潮州市颐陶轩潮州窑博物馆”；杨得鸿，“潮州市愚乐斋书画艺术研究院”。我很高兴评审时，没有一个委员质疑这些获奖者的学术背景，大家都倾向于“就书论书”。
稍微了解各省市自治区乃至全国学术著作评奖的过程及结果，当能明白此举的意义——不以单位论英雄，这说明潮汕地区教育及文化根基深厚，各行各业中对学问有兴趣的大有人在，因而随时可能爆冷门，出现让人意料不到的好作品。
从研究院创立之初的慷慨陈词（参见《专访暨大潮州文化研究院院长陈平原：对潮州文化的传播转化值得用心用力》，《羊城晚报》2021年9月17日），到两年前首次披露《潮学集成》工作计划，称“这既是一种知识积累，也是一种学术表彰，更是一种精神标杆”（《潮学的魅力及可能性》，《羊城晚报》2023年12月18日），再到今天初尝收获的喜悦，我的最大感想是：“潮学”虽小，但有广阔的回旋余地，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谢谢大家！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周佩文 朱蓉婷 实习生 郑温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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